上世纪80年代以来103名省部级高官落马27人死缓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中，逾八成受贿，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约占已判案例的53%。田国良日前介绍，他2010年申请了《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科研课题，对相关腐败案例进行剖析，形成调研报告。

腐败高官逾八成受贿

调研报告显示，从地区和系统来看，这103个案例，地方占75例，中央国家机关15例，中央银行6例，其他中央国有企业7例。整体看来，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相对较多。这说明，谁掌控的公共权力资源多，公共权力运作的空间大，腐败的几率可能越大。

从职务来看，案发前担任副省长(或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的居多(21例)，其次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2例)和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7例)。其中，有4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有15例曾是正省部级，有3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1例同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从性别来看，女性3例，省部级女干部的腐败犯案率低于省部级女干部占同级干部总数的实际比率。

从量刑来看，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约占已判案例的53%。

从罪名来看，受贿罪居多，89例，其次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1例。其中，一人多罪的28例。

涉案金额

从几万到上亿

田国良认为，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随着时间推移，高官腐败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平均每例涉案金额由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平均每例过千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近2亿元；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到不仅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而且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

“作案手段由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发展到出现‘集体腐败’和所谓‘窝案’。”田国良说。

另外，案情由相对简单、透明，发展到云遮雾罩，令人眼花缭乱。量刑从仅有有期徒刑，发展到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

探因

存攀比侥幸心理

田国良认为，导致一些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攀比心理。“自以为素质、智商、地位比那些富商高，而人家富了，自己还‘清贫’着，心理不平衡，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内在动因。”

还有一种侥幸心理。有的腐败高官以为，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界，可以为所欲为，不至于出事。这种侥幸心理的强弱与腐败案件的发案率高低有直接关联。腐败的成本低，而收益高，犯案多，而查处少，致使不少人铤而走险。学习时报 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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