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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周作人被学生刺杀子弹命中纽扣只受轻伤

发布时间:2021-01-29 17:35:43 阅读: 来源:花边厂家

1939年周作人被学生刺杀 子弹命中纽扣只受轻伤

缘起:在辟才胡同里居住的名人层出不穷:国画大师齐白石、北大教授张岱年、“鼓界大王”刘宝全、女诗人石评梅、京剧大师马连良、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都在这里留下了一段美好的生活记忆。

辟才胡同人才辈出

说起目前全京城最宽的胡同,不少人都会想到“辟才胡同”,这里东起西单北大街,西至太平桥大街,均宽达到了32米。

10多年前,“辟才胡同”还是一条地道的小胡同,只有七八米宽。如今,这条4车道的大马路两侧,种满了国槐树。

胡同里层出不穷的名人有:国画大师齐白石、北大教授张岱年、“鼓界大王”刘宝全、女诗人石评梅、京剧大师马连良、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

改造前的“辟才胡同”堪称“十八半截儿”,路北排列着18条半截长的小胡同,如今这些小胡同都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居民区,唯一可寻的名人遗迹是跨车胡同13号院,这里是齐白石的故居。

北京辟才胡同

绿翠竹、青灰墙、斑驳门、古朴院……记者在“辟才胡同”西口看到,院门旁的墙壁上,嵌有一块刻着“齐白石故居”的汉白玉石牌,提醒着路人,这个小院曾记录着一代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美好时光。

王凤玲说,丰汇园小区里留下了一棵百年的大槐树。

这棵树位于丰汇园小区1号楼和6号楼之间,树干粗得展开双臂都抱不过来。王凤玲说,这里恰好是南丰胡同的北口,女诗人石评梅、京剧大师马连良都曾定居在南丰胡同。如今,丰汇园小区里回迁的老居民不过500户,能记得这段历史的老人屈指可数。

那么,“辟才胡同”到底缘何得名呢?顺着“辟才胡同”向南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大木仓胡同”,记者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满头银发的李奶奶说,她听祖辈们说过,这里曾建有官府的大木头厂,许多贫民将木材的下脚料劈成材后,拿到胡同里卖,于是就形成了“劈材胡同”,后来胡同的名字演变成为“辟才胡同”,还得从一所小学堂说起。

李奶奶指着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说,这里的前身是“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小学堂”,是全京城第一所私立新式学堂,创始人是住在“辟才胡同”的一名天津商人。当时,这名商人常教孩子们在胡同里唱校歌,最后一句是:“开辟人才、开辟人才,胡同著其名。”于是,“劈材胡同” 正式变成了“辟才胡同”。如今,就连教育部都扎根在了“辟才胡同”开辟人才,真是实至名归。

周作人被押上法庭受审

刺杀周作人 始终没破案

北京八道湾11号,是鲁迅1919年11月购买的新宅。不久。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全家也搬来同住。

1922年,周作人与鲁迅绝交。鲁迅带着母亲和夫人朱安,愤而离开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从此,周作人成为八道湾11号唯一的主人。

1939年1月1日,八道湾11号发生过一起刺杀周作人的案子。

1月1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在八道湾周作人苦雨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面色平淡的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家住南锣鼓巷板厂胡同13号(老门牌)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

这时,工役徐田进来,递上一封信,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即周作人)。表面上性情恬淡的周作人,向来对来客都不拒绝。于是,他马上请徐田让两位学生进来。

本来周作人和沈启无对桌而坐,因为要进来两个学生,沈启无便从桌子的对面,坐到周作人旁边的沙发上。

一个学生穿青色大衣、戴黑毛皮帽、足穿黑皮鞋。另一个穿古铜色大衣、戴灰色毡帽。见两个学生进了客厅,周作人站了起来。

就见一位学生对另一位学生说:“这就是周先生。”只见离周作人只有一米远的学生,迅速从衣袋中掏出手枪,抬手就是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

无巧不成书。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结果只是擦伤点皮,但周作人还是应声跌倒。

沈启无闻听枪声,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说:“我是客人”。学生以为他要反抗,又是一枪,射中胸部。沈启无应声倒地。

学生得手后,赶忙向外跑去,从八道湾胡同西口撤退。

被击伤的周作人、沈启无,被周家人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救治。周作人伤势较轻,敷了点药就回去了。沈启无因子弹穿过肺部留在后背,伤势较重,住院治疗。

当天下午,日本宪兵就把周作人叫到宪兵队(现如今沙滩北大红楼)的一间地下室,足足询问了两个钟头的话。

从第二天起,伪警区署就派来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出门时,侦缉队员也不离其左右。

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杀周作人案件,但日本人始终没有侦破。

辟才胡同弹击舒壮怀

1938年暑期后,“抗团”的一些学生考到北平上大学,就又在北平组建了“北平抗团”,开展抗日锄奸活动。

这次,北平“抗团”把目标锁定了伪北京特别市公署工务局局长舒壮怀。

1940年3月29日上午,北平“抗团” 负责人李振英(李汉城,伪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系学生)、刘永康、孟子青(孟庆石)三人骑自行车悄然来到辟才胡同旁的太常寺胡同。

当天中午12时多,北平西四牌楼西边辟才胡同29号大宅门前,舒壮怀乘坐专车,由工务局返回公馆。

车门刚刚打开,就在舒壮怀下车的一刹那,李振英从前来迎接的仆人施永祥身后转过去,掏出手枪向车内射击。子弹由舒壮怀的右肩膀射入从后脊背穿出。就听一声号叫,舒壮怀倒入车中。

刘、孟二人监视司机和保镖。也许刺杀来得太突然,也许司机、保镖被吓傻了,没有任何反应。李振英三人由太常寺胡同向北撤退,消失在北平曲里拐弯的胡同中。

事后,舒壮怀被送往协和医院,仆人施永祥到内二区第五分驻所第十六段报案。

北平炮局监狱旧址,周作人曾被关押在这里

接到报案后,伪警察和日本宪兵队的大小头目多人赶到辟才胡同。经过现场勘验,从汽车车篷左边找到铅制子弹头一个。

周作人要求工作  给周总理写六千字长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北平光复。

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家里被“军统”拘捕,先在北平炮局监狱里关了半年,后来才押往南京审判,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近三年。

周作人先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并剥夺公民权10年。周作人不服,申请复判,最终减少4年。判决书云:“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惟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

1949年南京解放前不久,周作人保释出狱,辗转回到北平。

新生的人民政权没有放过周作人的变节行为,他一直没有获得公民权。后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希望人民政府能有使用自己的机会。总理将信转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当时周作人服刑未满,政府难以安排正式工作。后由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出面,邀他以翻译家身份出来做事,并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不用周作人本名的情况下,可以出版他的译著。

周作人在八道湾11号住了48年之久,直到1967年5月16日死在这里。

阿Q诞生在八道湾胡同

《阿Q正传》想必您一准儿熟悉,但文学人物阿Q诞生在八道湾胡同,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1921年冬,时任《晨报副镌》主笔的孙伏园,那时经常跑八道湾,向鲁迅“催稿”,催出了《阿Q正传》。这部作品从1921年12月4日至翌年2月12日,每周或隔周在《晨报副镌》上首次发表。阿Q这位江南水乡的小说人物,却诞生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这不是很神奇吗?

在八道湾11号留下足迹的历史名人也很多。如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徐寿裳、钱玄同、俞平伯、沈尹默、刘半农等等。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后,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在这儿避难9个月,后来前往日本留学。

白玉霜受牵连 关了两星期

刺杀吴菊痴的案件发生后,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把报案人白洁如、吴菊痴的次妻吴仲儒林、刘连元等5名可疑人,带到特务科审讯。

审讯中得知,原来吴菊痴赴白玉霜餐叙,是韩宝臣代请的。于是,在西珠市口将韩宝臣捕获,由他带路,前往东总布胡同19号(老门牌),又抓了白玉霜,白玉霜被关押了大约两星期才被释放。

抗日杀奸团成员 不少人是官二代

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天津已然是危机四伏,日本人处心积虑地搞“华北自治”,想吞噬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纷纷组织救亡团体,“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或称“中国青年救亡联合会”,简称“学联”)就是其中的一支救亡团体。

北平、天津沦陷后,1937年冬,“学联”中的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女)、张澜生、阮荣照(女)等,感到日寇的铁蹄已经到了自家的门前,要有所行动,就约好友步丰基、陈晶然、王桂秋等人共同研究对策,决定组建“抗日杀奸团” (简称“抗团”),直接打击日伪分子。

“抗团”刚建立时,只有十几个人,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到1939年春,“抗团”发展到60多人,成员多是天津耀华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的学生。暑假后,一批“抗团”成员考入北平的燕京、辅仁等大学,又组建了北平抗日杀奸团、“抗团”燕京大学小组,并积极发展“抗团”成员。

无论天津还是北平的“抗团”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其中不乏出身名门望族、甚至汉奸高官家庭的莘莘学子。如郑统万、郑昆仑(女)兄妹二人是伪满洲国汉奸郑孝胥的孙子、孙女,其父是伪沈阳市市长;孙湘德、孙惠书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孙连仲的儿子、女儿;冯健美是民国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运修是伪华北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外甥,宋显勇是天津东亚公司创办人宋裴卿的儿子,乐倩文是达仁堂的大小姐等等。

此外,“抗日杀奸团”不等于“抗日锄奸团”,“抗日锄奸团”是CC系(陈立夫,陈果夫)特务组织——中央调查统计局辖下的外围组织,名为抗日,实为反共。二者虽一字之差,本质上却差之千里。

书生枪手击毙汉奸

冯运修,一个今天几乎没人知道的名字。

就是这个书生枪手,弹毙汉奸总编于北平琉璃厂。

冯运修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了抗日杀奸团。

1938年6月间,为了扩大“抗团”的影响,冯运修参加了李如鹏、孙若愚组织的火烧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的行动。因为大楼是钢筋水泥结构,消防队来得又快,没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据“抗团”老团员祝宗樑回忆,冯运修长得又矮又瘦,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是个杀手。

一个书生,怎么成为刺杀汉奸的杀手?这还要“归功”于他的舅舅齐燮元。

齐燮元是直隶宁河县人,光绪年间的秀才,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二期学员,曾当过直系军阀吴佩孚组织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是个大军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齐燮元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后来又出任伪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齐燮元

齐燮元的外甥,这身份在平津地区可够“耀人”的,给冯运修的锄奸工作提供了掩护。

1940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3周年,日伪政府决定在中山公园召开“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的庆祝会,大会由伪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主办。

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决定刺杀汉奸,以示惩戒。冯运修、叶于良、孟庆石等抗团“团员”参与行动。

正巧头一天,报纸上登载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来北平演出,将在同和轩饭庄招待新闻界的消息。于是,冯运修和李振英负责制裁吴菊痴。

7月7日晚,他们在和平门外同和轩饭庄等候。大约一小时后,也就是21时30分左右,吴菊痴先出来了,还有一个叫白洁如的伪《新民报》记者。他们二人每人叫了一辆黄包车,一前一后返回位于石驸马大街(今教育部街)的伪《新民报》报馆。

李振英、冯运修立即骑车尾随。行进中李振英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在后接应。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黄包车的后面。也巧了,当黄包车到了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时,正赶上刘王氏家里办丧事,唢呐声、哭泣声响成一片。白洁如的人力车过去了,吴菊痴的人力车被挡住了。

冯运修见有机可乘,说时迟那时快,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黄包车,单手持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连开两枪,然后迅速撤离。

隐约听到枪声,前面的白洁如回头一看,发现吴菊痴歪在人力车上,赶紧向日伪外二分局14管段报告。伪警察马上用车将吴菊痴送往市立医院。结果刚到陕西巷南第9管段时,吴菊痴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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