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企业应该有所担当-【新闻】厚皮香属

农民工就业企业应该有所担当

目前，“两会”正在召开，关于拉动内需，关于民生问题，关于大学生就业等等，都是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从去年经济寒冬以来，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也是一直被社会所牵挂。据2009年3月4 日《光明日报》报道，“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很多企业遇上困难，裁员首先裁的就是农民工。”李立新委员说，农民工干的是“脏、累、苦”的工作，为所在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眼下困难的时期，我们不能忘了农民工，让农民工吃亏。农民工就业，需要企业展开援助行动。”

这位委员说的让人感慨颇深。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就业，不仅仅是社会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企业的大问题。笔者认为，在现实情况下，农民工就业企业应该有所担当。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岗位骤然减少。据农业部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也就是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目前大约有2000万的农民工没有找到工作。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两千万农民工的再就业，不但关系着他们每一个家庭的切身生活，而且还关系着扩大内需的经济大局。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内需还有很大潜力可挖，特别是农村，市场潜力巨大。而要想挖掘农村内需潜力，最起码要让农民手中有钱可花。如何有钱？则必然关涉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中央连续几年把“一号文件”定位于农村。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农村，这是“一号文件”连续第六年锁定“三农”。与往年稍有不同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将“三农”作为扩大内需和财政投入的重点，并通过大幅增加农业补贴、提高粮价和促进农民工就业等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印象中还是第一次，这在表明中央对“三农”问题一如既往地重视的同时，也从侧面表明农民工就业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换句话说，金融危机对农村的冲击已不断显现，而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很不幸成了最直接的受影响者。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农民工就业形势变得空前严峻。其中一个标志是，许多农民工去年底提早返乡后，连春节都不过，提前返回工作岗位，或者提前出来寻找新的工作。广东省的情况颇能说明这一点。以广东为例，以前春节过后，很多企业都使出不同招数吸引农民工，甚至有老板开着宝马轿车亲自到街头“抢”工人。然而今年春节，农民工刚吃完年夜饭，就有不少人急着往回赶，目的就是想保住那个来之不易的“饭碗”。来自广东省劳动保障厅的统计显示，牛年初一至初五，外省农民工入粤数量约达168万人，与正常年份同比上升3.8%。这些提前入粤的农民工至少九成为返岗人员，另一成中，8%左右已有明确就业意向，只有2%没有目标，提前入粤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虽然九成入粤农民工都是返岗，不存在就业问题，但这种雇方被雇方市场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民工就业压力的体现。

实际上，宏观因素（全球化）是通过中观因素（政府的管理）以及微观因素（个人的行为策略）而共同起作用的。三者之间互相反射、互相渗透，既有可能层层恶化，也有可能环环抵消。因此，需要对影响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结构因素做更多的分析，也需要对多年来各级政府相应的政策努力做更多的总结，以期共同努力，闯过难关影响农民工就业的首要因素当然是宏观经济。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庞大，一旦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岗位剧减，矛盾将十分尖锐。一般估计，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将有2000万农民工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被挤出来的人数之多，令世界都为之咋舌。毋庸赘言，怎样才能有足够的岗位满足如此庞大的求职者群体，是对宏观经济决策的巨大挑战。千里迢迢奔一份工作，身处其中者，大都很难说清楚，这样算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有一点却越来越清楚，世界日益链接成网，也日益祸福难料。遥远的大洋彼岸，华尔街的决策者犯错误，中国的农民工就饭碗不保。这说明，不仅金融世界是全球化的，“工作世界”也是全球化的。“看不见的手”在全球范围内，对工作岗位的分配予取予夺，其力量的确十分惊人。

总体上就业岗位不足，这是从数量角度上说的。而从工作岗位的“质量”角度来说，情况更复杂。这主要是指存在结构性缺工现象，也就是有人没工做、有工没人做这样两种情况同时并存。换言之，由于受教育程度不足等因素，大量的农民工劳动技能偏低，这是影响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一家报纸今年2月6日一篇关于“大船厂争夺高级焊工”的报道提供了很典型的案例。按记者的调查，广州地区的高级焊工、钳工、机械制造类技工尚有30万用工缺口。以某大型造船企业为例，虽然该公司业务并不受金融危机影响，手中订单已经排到2011年，但是，公司拥有的2000多名高级技工，目前尚有过半没有返回。在这个层面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反倒是技工紧俏，挖角激烈，工资上浮，企业必须为新手培训再投资。影响所及，有些企业已经对潮水般涌来的求职者提出面试英语的新要求了。

作为鲜明对比，传统上劳动密集型企业则要么是岗位减少，要么是工资降低。以一家小型制衣厂为例，1万件订单，客户给的价钱是6.5元一件。老板以4.5元一件的价格招工，无人愿意干，因为工人要求6元一件的工资。这对老板是亏本的价格，只好结业卖厂房。两相比较只能说明，劳动技能偏低的农民工，越来越被挤压到日益狭小的就业市场中，从而使就业情况更加恶化。年龄稍长的农民工一旦从劳动密集行业中退出，而又不能提升技能的话，很可能意味着长期的失业或不稳定。

影响农民工就业的重要因素，是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变迁以及工作心态的变化。农民工的主力群体，已经是从十七八岁到30岁年龄区间的所谓“第二代农民工”了。与上一代相比，第二代的求职心态有几项******的变化。首先，到城里打工，赚钱回农村养家的动机明显减弱。在他们身上，已经明显可以看到一种情感、心理与生活方式的都市认同过程。它意味着，农村不是退路。也意味着，这一代人必须依赖于城镇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其次，这一代人更看重工作岗位的“外溢”效果，即技能学习机会、福利条件，以及融入环境的可能性等等。再次，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注重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很看重个人自由。相比而言，他们对工作的踏实程度和对企业的忠诚度要低一些，会在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不断摇摆，并在不同的城市中更频繁地流动。

金融危机造成了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农民工群体也发生了内部结构性的变化。两个变化结合起来，使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中间调控者的政府，应当承认，各级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不过较多地带有救急的性质。比如广东省政府正在开展“春暖行动”，为农民工提供大量岗位招聘信息，并筹划******类型的专场招聘会等等。年轻的农民工蕴含了强烈的上进愿望与上进的潜力，那么，政府的政策要超越举办招聘会这一类思路。最应当做的事情，是以******的力度，投资于农民工的培训。作为短期的应急措施，政府应当直接把培训作为福利，以为暂时失业者提供学习机会换取他们的稳定。长期来看，应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广开社会资源，用于职业与技能培训。与经济繁荣时期那些一掷千金的企业高管培训相比较，政府发展广泛的技术工人培训，将其本身做成一个大产业，这在道义上终究更在理，在经济上长远更有利。

农民工就业一方面要解决那些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那些返乡农民工的本地就业。对进城农民工，在引导企业多留用、少裁员的同时，恐怕还要给暂时找不到工者以必要的关爱，为他们提供一个再就业的缓冲期。比如说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低廉的栖身场所，或者直接为他们发放一定额度的揾工期间的生活补贴，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而对那些返乡农民工，则需要当地政府部门采取一系列支持和补贴的办法，鼓励农民工回乡以后自己创业。像广州市财政拿出1000万元，对在花都、番禺、增城等地试行土地流转的，每亩给予财政补贴200元。这实际上就是鼓励农民工在土地流转中寻找契机，自己创业。应该说回乡农民工都带着一定的技术和特长，具有创业的优势。关键在于为其提供一个创业的宽松环境，给他们一个愿意在农村留下来创业的机会。金融危机影响到每一个人，这是事实。但是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本身就比较低，更应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尽可能促进农民工的就业。“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工的就业，是民生之需，也是拉内需、保增长之需。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而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去或多或少都得到过政府的扶持。虽然，企业是以追求利润******化为终极目标的，但是在当前国家宏观经济处于下滑状态的形势下，政府有了难题，企业又岂能责无旁贷？何况企业本身就有履行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据专家概述：一是法律层面的责任；二是道义层面的责任。前者就是企业要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劣质服务混迹于世；而后者则是要求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关心和帮助社会或周边的弱势群体，通过提供更多的岗位和机会，以缓解紧张的就业压力。细细品味，专家的概述不无道理。一个企业要实现价值******化，这两方面的责任最起码是不容回避的。当然，两个层面的责任相对而言，法律责任固然是第一位的。企业如果违了法，向社会捐再多的款，搞再多的慈善事业，恐怕最终都会被归结为无社会责任可言。

一些企业因受危机的影响而出现了倒闭或减员，进而让不少农民工失了业，难道发生这样的现象就说明这个企业没有尽到社会责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是危机，就会有企业遭受损失的可能，这是一种正常情况。但现在的问题是，关键有这么一些企业，平常就缺乏根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在乎员工的疾苦，平常依靠廉价劳动力“发财”，让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溢。而当企业利润受损时，就会翻脸不认人，毫不客气地对员工进行减薪、裁员，甚至于将那些廉价劳动力一脚踢出门去，把沉重的就业包袱扔到了政府那里。由于企业自身的不负责任，使得许多农民工被逼无奈返乡，或者滞留于他乡，从而为农村市场和城市安全稳定埋下了隐患。

而具体到企业，如何才能为农民工就业分担忧愁？笔者认为：一是企业尽量做到不减薪、不裁员，保持原有用工关系，为农村劳动力市场减负；二是效益相对较好的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原有岗位的基础上，尽量降低用工门槛，努力拓展就业空间，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加强技术和经济实力较雄厚的企业与其他基础相对薄弱的企业之间的交流及合作，利用多种途径，加大企业扶持力度，搞好农民工综合素质培训，尽量帮助合作企业培养一专多能、多专多能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以确保农民工朋友在危机中能够做到以“一变应万变”，保住自己的“饭碗”。

一个众所周之的事实是，企业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当前，农民工就业矛盾突出，这个问题不仅仅考验到了政府，同时也考验到了我们的每一个企业。但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乃就业之基，民生之本，不能和政府的服务职能相提并论。企业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企业家必须坚守自己的道德和良知，用自己的方式去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可以说，破解农民工就业困局，没有企业的主动参与和责任担当，就难以较好地缓解紧张的就业形势。因此，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是要求企业在困难的时候要积极为社会、为国家分忧，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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